《若为自由故：自由软件之父理查德·斯托曼传》-–—第13章：斗争仍在继续
对于理查德·斯托曼来说，时间并不能治愈所有的伤口，但却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医生。
《大教堂与集市》一书出版后四年，雷蒙德给斯托曼留下的伤口虽已收疤，但仍然在隐隐作痛。斯托曼一直在抱怨林纳斯⋅托瓦兹被人们提升到了世界上最知名黑客的行列的这件事。他回忆起一件1999在Linux商展台前一度很流行的T恤衫。这件T恤衫上的图案模仿了星球大战当年的宣报海报，上面的托瓦兹像卢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一样挥舞着激光剑，而斯托曼的脸出现在R2D2的上方。这件T恤衫之所以惹怒了斯托曼是因为它把斯托曼描绘为托瓦兹的死党，同时还把托瓦兹提升到了自由软件和开源社区的领袖位置，即便这个位置托瓦兹本人也不愿意担当。“这实在是太讽刺了！”斯托曼悲哀地说，“拿起武器正是林纳斯所不愿意去做的。他希望自己成为一次运动的焦点，所以他并不想发起战争。战争有什么好的呢！”
与此同时，对于托瓦兹来说，“拿起武器”也确实不是他想做的，他敞开大门让斯托曼去提升他作为黑客社区的道德仲裁人的影响力。不考虑他所受的委屈的话，斯托曼必须承认，在过去的几年中，无论是对他还是对他的组织，这样的结果都是很好的。虽然GNU/Linux出人意料的成功让自由软件运动变得有些边缘化，但是斯托曼还是成功地找到了他的位置。在2000年1月到2001年12月之间，他的演讲覆盖了六大洲并且访问了一些对于软件自由的理解存在更多弦外之音的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
除了像一个出色的布道者那样，斯托曼也学会了如何去利用他作为GNU GPL的海岸警卫队员的权力。在2000年夏天，当1999年Linux IPO的泡沫散去的时候，斯托曼和自由软件基金会获得两个重要的胜利。2000年7月，挪威软件公司Troll Tech宣布对他们所开发的Qt库使用GPL许可证，Qt库是GNU/Linux操作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图形开发库。几周后，一个对开源潮流跃跃欲试却又不想放弃对他们的专有软件控制权的Sun公司宣布对他们的OpenOffice应用套件采用LGPL和Sun Industry Standards Source License（SISSL）进行双重许可。
对于这些胜利，其实斯托曼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努力。对于Troll Tech的案例来说，斯托曼只是扮演了自由软件教主的角色。1999年，Troll Tech想寻求一种与自由软件基金会要求相符的软件许可证，但在仔细审阅许可证后，斯托曼发现了一些条款在法律上存在冲突，使得Qt无法与GPL许可证的自由软件绑定在一起。Troll Tech的管理团队疲于与斯托曼在许可证条款上斤斤计较，决定把Qt拆分成两个版本，一个使用GPL许可证，另一个使用QPL许可证，让开发者可以有办法绕开斯托曼所发现的许可证条款中的冲突。
在Sun公司的例子里，他们希望能按照自由软件基金会的游戏规则来进行。在1999年的O’Reilly开源大会上，Sun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家比尔·乔伊为该公司的“community source”许可证辩护，这个许可证本质是放松了限制，用户无须与Sun公司签署协议就可以免费复制或修改Sun的软件。乔伊发表演讲一年后，Sun公司的副总经理马科·博瑞斯（Marco Boerries）再次登上这个演讲台，发布该公司的对于OpenOffice使用的新许可证。OpenOffice是为GNU/Linux系统设计的办公套件。
博瑞斯说：“我可以用三个字每来拼写它，GPL。”
在那时候，博瑞斯说Sun公司的决定与斯托曼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是更多的因为GPL软件蓬勃发展的势头。“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很多人认识到不同的软件产品与不同的社区，选用什么样的许可证就取决于你希望赢得哪个社区的注意力，”博瑞斯说，“对于OpenOffice，我们希望能与GPL的社区密切合作。”
这样的评论一方面承认了GPL在业界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承认了在幕后创建这种许可证人的政治天才。伊本·莫格林（Eben Moglen）说：“他一定不是一个律师，不然怎么可能把GPL写成这个样子。”莫格林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教授，也是自由软件基金会的法律顾问。他接着说：“但是它很有效，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理查德·斯托曼所坚持的设计哲学。”
莫格林曾经也是一名专业程序员，在1990年时为斯托曼提供过无偿的法律服务，那时斯托曼在一件私人事件上请求莫格林的法律援助。莫格林后来还协助加密学专家菲利普⋅齐默曼（Phillip Zimmerman）与联邦政府进行相关的法律斗争，对于能够在法律事务上帮助斯托曼，他感到非常荣幸：“我跟斯托曼讲，我每天都在使用Emacs，要还这个人情，我必须要义务提供一大堆法律服务才能对得起良心。”
从那以后，莫格林也许比任何一个人都更有机会去近距离研究斯托曼的黑客哲学在法律领域中的表现形式。莫格林说斯托曼对待法律文书和软件源代码的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作为一个律师，我必须得说，对待一份法律文书的正确方式是找出他里面存在的问题，”莫格林说，“在每一个法律的立法过程中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每一个律师都希望能为他的代理人抓往这些能带来好处的不确定性。理查德的目标是从另一个方面达到相同的目的。他的目标是去除那些不确定性，但这自古以来就被证明是不可能的。要起草一个在任何国家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法律系统中都适用的许可证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你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你就会走到跟他相同的一条路上。最终结果的简洁设计几乎到达了期望的效果。一个真正的律师很难把你引导到这么好的结果上。”
作为一个负责推动斯托曼的自由软件运动进程的人，莫格林非常理解那种不确定的同盟所带来的挫败感。莫格林说：“理查德是一个从不妥协的人，在他认为是一些核心的根本问题上，他从不尝试通过语言上的技巧或换用一种更委婉的说法来取悦别人，但这种技能又是在人类社会中必不可少的。”
由于自由软件基金会不愿意在一些GNU开发和GPL限制以外的问题上费太多心思，莫格林开始把他过盛的精力放在帮助电子前哨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事务上面，这个组织向近期一些版权相关的被告提供法律援助，比如德米特里⋅斯柯里亚夫诺（Dmitry Sklyarov）。2000年，莫格林同时也是一群黑客的代理律师，帮助他们处理有DVD的解密程序deCSS相关的事务。在这两个案子中，他的主要代理人都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这时莫格林才真正理解了斯托曼的倔强个性。``这些年中，我不止一次的跟理查德说：‘我们需要这么做，我们需要那么做。’这是一个战略布局。下一步我们这么做。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但是理查德的回答永远都是‘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只需要静静地等着，那些需要完成的事都会慢慢完成的。’’
“你知道么？”莫格林补充说，“总体上来说，他是对的。”
莫格林这样的评价否定了斯托曼对自己的评价：“我不是个能运筹帷幄的人。”斯托曼针对一些从未谋面的人认为他是一个精明的战略家的评价，曾这样说：``我不善于看到未来的形势并且参与一般人所会做的那些事情。我的方法是永远关注事情的基础，也就是说，‘让我们一起尽可能地打好基础吧。’
GPL变得越来越有名，并且继续保持它对外界的吸引力，这是对斯托曼和他的GNU同事所构建的基础架构的最好礼物。斯托曼已经不能再标榜自己为“最后一个真正的黑客”，但他可以通过建立自由软件运动的道德框架来树立他的新形象。其他现代的程序员在这个框架中工作是否舒服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选择了使用斯托曼最伟大的遗产这一事实。
在这个时候来讨论斯托曼的遗产似乎有点太早。在写作本书时，斯托曼只有48岁，还有不少的时间可以从这些“遗产”中增加或减少一些东西。如今的自由软件运动早已没有了名义上的领导，但却能自我组织，运行良好。面对这样的事实，人们也许更希望超脱于软件行业内的明争暗斗，从严肃的历史角度去审视斯托曼的一生。
为了维持他的形象，斯托曼拒绝一切投机的机会。“对于那些无法预知未来会怎样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做出相应的计划，”斯托曼说，用他那早来的墓志铭来总结便是：“我说过，我要去斗争，没有人知道我会到达哪里。”
毫无疑问，斯托曼的个性让他疏远了很多潜在的同盟。然而，这也是他直率、讲究道德底线的一个体现。在必要的时候，以前的一些政治对手仍然愿意帮他说一些好话。斯托曼的理论与斯托曼的黑客天才很容易让一名传记作者感到疑惑：如果有一天斯托曼由于某些原因丢失了他那种强烈的个性，人们会如何去看待他？
在本书的早期草稿中，我把这个问题称为“一百年”问题。期望用这个词来刺激斯托曼的目标和他的工作，我找了几位软件工业的杰出人物，让他们把自己置身当前的时间外，把他们自己放到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从一百年以后往回看自由软件运动。不难发现斯托曼与以前的一些美国历史名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他们在有生之年所做的一小点东西，在历史上就能影响整整的一代人。比如，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他是一个先验论的哲学家，曾经写出《公民不服从》一文；还有约翰⋅缪尔（John Muir），塞拉俱乐部的创始人，也是现代环保运动的先驱；类似的人还有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他有着“伟大的平民”的称号，他是平民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垄断部门的敌人，他虽然曾经很强势，但是他的光辉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地褪去。
斯托曼并不是第一个将软件看成是公有财产的人，但是因为他创造了GPL，让他必定会在历史书籍中留下一笔。基于这样的事实，看上去很值得脱离现在的时间去审视理查德⋅斯托曼的遗产。假设到了2102年，软件开发者们还会继续在使用GPL吗？还是它早已经被抛弃到了路边？“自由软件”这个词会像“自由白银”一词在今天一样的古朴还是会体现出对未来政治事件的神奇预测？
试图预测未来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但是大部分人在遇到问题时，总是会迫切地想去解决它。莫格林说：“一百年以后，理查德和其他一些人也许不仅仅能在历史中留下一笔，他们还会成为一个时代的主角。”
莫格林所说的应该出现在未来教科书中的“其他一些人”包括约翰·吉尔摩，他是斯托曼GPL的顾问，也是后来电子前哨基金会的创始人。还有西奥多·霍尔姆·尼尔森（Theodor Holm Nelson），也叫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他是1982年出版的《文学机器》一书的作者。莫格林说，斯托曼、尼尔森和吉尔摩都在历史上以他们各自特有的方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尼尔森创造了“超文本”的概念，解决了在数字时代标定信息所有权的方式。吉尔摩和斯托曼则是指出了信息控制所带来了负面的政治效果，并且他们还创建了一些组织，包括吉尔摩所创建的电子前哨基金会和斯托曼的自由软件基金会，这些组织都致力于解决这些不好的效果。在他们两个之间，莫格林觉得斯托曼的活动更为个人化，从本质上来说没有那么政治化。
“理查德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在很早的时候，他就认清了非自由软件一些不太道德的地方，”莫格林说，“这与斯托曼本人的个性非常相关，很多人都有兴趣去研究他的这种个性，但是人们常常会把它描写成理查德⋅斯托曼个性中的一种缺陷。”
吉尔摩对自己能够同时与古怪的尼尔森和暴躁的斯托曼打交道这件事认为是一种“混杂的荣幸”，他很赞成莫格林的观点，写道：
我的猜测是，斯托曼的作品会像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一样伟大：杰斐逊是一个思路清淅的作家，并且对他的原则非常清楚……至于理查德能否像杰斐逊一样具有影响力，主要取决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公民权利”这个抽象的概念在一百年以后是不是比今天的“软件”或“技术限制”更为重要。
“斯托曼另一项被人们所忽视的遗产，”吉尔摩写道，“是由GNU工程所领导的合作式的软件开发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有时也存在一些缺陷，但还是成为了软件业中的一项标准。吉尔摩说，这种合作式的软件开发模式事实上比GNU工程、GPL许可证或任何其他一个由斯托曼开发的软件本身更具影响力：
在Internet出现以前，很难实现异地的软件合作开发，即使是一个互相了解和信任的团队也是如此。理查德引领了软件合作开发的潮流，而且还是未曾谋面的无组织的开发志愿者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理查德没有创建什么基础工具（比如TCP协议、电子邮件列表、diff和patch工具，tar文件格式，RCS或CVS或remote-CVS），但他选择了那些现有的可以帮助程序员群体开展有效合作的工具。
2001年出版的《思想的未来》一书的作者，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表达了类似的乐观观点。与其他法律界的学者一样，莱斯格把GPL看成是现在所谓“数字大众”的主要保障。通过把很多社区开发的软件、网络和电信标准聚集起来，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带来了Internet的指数级的增长势头。与其他的Internet先驱相比，比如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文顿⋅瑟夫（Vinton Cerf）和约瑟夫⋅利克莱德（J. C. R. Licklider）这些让大众看到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人，莱斯格认为斯托曼的影响力更为个人化和内省式的，并且是独一无二的：
把这些争论从“是不是”变为了“应不应该”。他让人们看到危机，并且他创造了一种方式让这些理想得以延续……也就是说，我并不确定应该怎么把他与瑟夫或利克莱德去比较。他们的创新之处截然不同。这并不是某一段代码或者是让Internet活跃起来，这更多的是让人们去认识Internet的某种特殊价值。我觉得这样的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对斯托曼的看法都是一成不变的。埃里克·雷蒙德作为开源的拥护者，认为斯托曼的领导角色从1996年开始就弱化下去了，如果透过水晶球去看2102年的情景，也许会看到更为多样的信息：
我认为斯托曼的作品（GPL、Emacs和GCC）会被认为是革命性的作品，是信息世界的奠基石。我觉得历史不会像斯托曼理论所设想的那样，也不会像他个人所倡导的领地化和邪教领袖行为那样的。
作为斯托曼本人，他也看到很多的可能性：
二十年后，历史对GNU工程的评价，会取决于谁赢得了自由的斗争，正确地去使用公共知识。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就会成为沧海一粟。如果我们成功了，人们也许也不能正确地认识到GNU操作系统的角色，如果大家误以为这个系统叫“Linux”的话，那他们其实是搞错了情况，并且没有理解形成这一切的原因。
但是，即使我们赢了，一百年以后人们所能了解到的历史，也更多地依据于政治上占有主导地位的一方的观点。
斯托曼找到了与他相似的历史人物：19世纪的约翰·布朗（John Brown）。他是一名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他在梅森-迪克森线的一边被看成是一个英雄；而在另一边，则被看成是一个疯子。
约翰⋅布朗的奴隶起义最终没有真正开始，但是，他的行为唤醒了人们对于废奴的要求。在南北战争中，约翰⋅布朗是一个英雄：一百年后，尤其在20世纪初，历史教科书都把他描绘成一个疯子。种族隔离时期，种族间的隔阂还十分严重。那时，美国还部分地接受着南方的种族歧视主义观点。那会儿的教科书，说起美国南北战争时，依旧会提到一些种族主义观点。
这样的比较，记录了斯托曼工作自省的理性性格特点，也记录了他当前声誉的两面性。尽管我们没有看到斯托曼的声誉降到美国内战后重建时声名狼藉的布朗那么低，但是除了他难得使用一些言辞激烈的类比去攻击别人，他所做的一切很难激发暴力。不难想象，即使在未来，斯托曼的观点变得烟消云散时也会是一样。让自由软件这个词汇变得流行，不像是一个群体运动，倒像是一系列与专有化诱惑进行的个人战斗。斯托曼看上去处在一个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面对那些顽固的对手们时。
总有一种美好的愿望，那就是有一天历史会证明斯托曼留下的是一笔伟大的财富。莫格林在过去的十年中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变化，他不断地提醒那些误解了斯托曼个性的人，斯托曼的个性并不是他在生活中的一种缺陷。莫格林曾说过，如果没有这样的个性，就没有这么多可以讨论的作品。作为一名曾经在最高法院工作的职员，莫格林说：
我曾经服务过的最伟大的人是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我知道是什么让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人，我明白为什么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去改变世界。我并不想把斯托曼与马歇尔作比较，因为他们两人并没有什么共同点。瑟古德⋅马歇尔是一个善于社交的人，抛开他所处的环境来看，他也只是人类社会中的一员。斯托曼与他在很多方面都并不相似，但是如果说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可以与马歇尔相提并论的人物，斯托曼依然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为了把斯托曼的这种形象描述清楚，莫格林回忆起2000年春天的一幕。VA Linux IPO成功的故事仍在商业媒体中产生共鸣，很多的自由软件相关的内容在这些新闻中被提及。莫格林回忆起他与斯托曼在一起共进午餐时的情景，他们正被暴风雨般的文章和评论所包围，就像是被大风吹进台风眼中的遇难者。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他说，他们的对话渐渐地转向一个主题：加强GPL的地位。
“我们坐在那里讨论对于东欧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应如何去解决，以及当内容的所有权问题成为威胁自由软件的一个问题时我们应怎么做，”莫格林回忆说，“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我简单地想了想，对于旁边路过的行人来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这就是我们，两个留着络腮胡的无政府主义者，设计着下一步的行动。并且，理查德正在清理他头发里的小碎屑，并把它们若无其事的扔进了汤里。任何听到我们谈话内容的人都会觉得我们是疯子，但是我知道，我知道革命就将从我们这张桌子开始。这里就是革命开始的地方，这个人就是发起这场革命的领导者。”
莫格林说在那一刻，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准确地体现出斯托曼风格的简洁性。
“这是件很有趣的事情，”莫格林回忆道，``我对他说，‘理查德，你得明白，你和我两个人在这次革命中一分钱也没赚到。’然后我还得给他付午餐钱，因为他没有钱来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