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为自由故：自由软件之父理查德·斯托曼传》-–—第5章：自由一隅

如果谁和斯托曼在一起待上超过一分钟，感受一般都是这样：不管他那一头的长发，不管他怪异的举止，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斯托曼凝视你的眼神。透过他绿色的眼睛，你能看到一种真实的信仰。

要说斯托曼眼神犀利，都要算是轻描淡写了。他不止是看着你，他简直就是要看透看穿你的心。哪怕你出于礼貌，暂时把自己的视线从他身上移开，你依旧能感受到他的眼神像灯塔一样，锁定在你的身上。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描写斯托曼的文章都会从信仰的角度开始写起。¹但是，这些报道都忽视了斯托曼人格中脆弱的一面。盯着斯托曼的眼睛再久些，就会发现其中潜在的改变。一开始，是一种强势带着几分催眠般的眼神；可再看几次，就会发现那眼神其实是在寻求沟通，建立联系。正像斯托曼本人所怀疑的那样，如果他的个性中真的有着一些自闭症的成分，那么他的这种眼神倒确实符合这种个性。哪怕当他目光如炬地盯着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依旧能够感受到他眼神中透出的几分迷茫和疏远。恰似受伤的猛兽一般，眼中传出几分绝望。

我第一次见识到传说中的斯托曼的目光，是在1999年3月的第一届LinuxWorld大会上。大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市举行，是一场“Linux”社区的大聚会。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在媒体面前介绍斯托曼。斯托曼决心在这次见面会上简要回顾GNU工程的历史以及这个工程政治上的目标，以此说明自己在社区中的工作和价值。

作为一个报道此次大会的记者，我在GNOME 1.0的媒体发布会上被斯托曼亲自上了一课。当时，我的第一个问题在无意之中触碰到了敏感话题：“请问您觉得随着GNOME逐渐成熟，是否会推进Linux的商业应用？”

“请你不要再把整个操作系统都叫作Linux，”斯托曼回应，眼光迅速聚焦到我的身上，“Linux是一个操作系统的内核，它仅仅是操作系统的一小部分。你所说的Linux，实际还包含了很多软件。这些软件并不都是林纳斯⋅托瓦兹开发的。它们是由GNU工程的志愿者开发的，这些志愿者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创造了这些软件，让用户最终可以自由使用这个操作系统。如果不提及这些开发人员的工作，那么既不礼貌，也不尊重历史。所以我坚持把这个操作系统称作GNU/Linux，也希望你这么称呼它。”

我把这段话记在采访本上，整个会场异常地安静。等到我抬起头来，才看到斯托曼的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我，让我心生一丝胆怯。这时候，直到另外一名记者正确地使用了GNU/Linux的名字提问，才打破僵局。GNOME项目的组长，米格尔⋅德⋅伊卡萨（Miguel de Icaza）回答了这名记者的问题。伊卡萨回答到一半，斯托曼才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这时，我才觉得些许放松。等到斯托曼继续纠正了另外一个记者的措辞问题后，我才有种罪孽被洗清的感觉。他起码不再盯着我了——我对自己说。

从斯托曼的角度看，这种面对面的时刻是有意义的。这次大会结束的时候，各路记者在斯托曼面前已经改用GNU/Linux这个名字。而《连线》的记者则开始忙着写一篇通讯。这篇通讯中，斯托曼被形容为被黑客和各大公司遗忘的英雄。甚至整个GNU工程也被忽略，因为这些黑客和公司不喜欢GNU工程中的政治目标。其他类似的报道也相继出现，尽管没有在报道中使用GNU/Linux的名字，但它们大多都提及了斯托曼的贡献，说到他十五年前发起的开发自由操作系统的项目。

再次见到斯托曼，是在17个月后。在这17个月中间，斯托曼又一次前往位于硅谷的圣何塞，参加1999年8月的第二届LinuxWorld大会。尽管没有演讲，但斯托曼此次还是有目的的。他代表自由软件基金会，领取了林纳斯⋅托瓦兹社区贡献奖。斯托曼接受奖杯的时候，打趣道：“这次代表自由软件基金会领取林纳斯⋅托瓦兹社区贡献奖，感觉就像唐僧代表师徒四人去领取悟空奖。”

可惜，这次的玩笑并没有吸引多少媒体的关注。倒是这周的红帽公司（Red Hat, Inc.）上市，引起了各路记者的关注。这是一家以发布GNU/Linux发行版为主的软件公司。这次上市，印证了大多数记者的猜测：“Linux”一词，会和“电子商务”、“点com”等一样，成为华尔街上的流行语。股票市场的热闹会把大家搞得像中了千年虫病毒一般——忘掉过去，丢掉历史，把自由软件或开源的政治方面抛诸脑后。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2000年第三届LinuxWorld大会上，大家再也没看到斯托曼的身影。

我第二次再和斯托曼见面，是在第三届LinuxWorld大会之后不久。当时我听说斯托曼又要来硅谷，我就和他联系好，定在加利福尼亚州帕罗奥多市（Palo Alto）进行采访。这个地点选得很有意思。不仅仅是因为他上次缺席LinuxWorld大会，还因为这里作为硅谷重镇，是除了微软所在的华盛顿州雷蒙德市以外，最支持专有软件经济模型的几个城市之一。而斯托曼则花费了自己整个青春和大半生的时间，去与我们文化之中的自私与贪婪作斗争。我很好奇，他来到这座城市，看着车库大小的平房里，都在做着几十万美元的买卖的现实，斯托曼会作何反应。带着好奇心，我离开奥克兰市，驱车前往帕罗奥多。

按照斯托曼给我的地址，我来到了Art.net的总部。这是一家汇集各路“网上艺术家”的非营利组织。位于城市北部，坐落在一所被篱笆围起来的房子里。房子有些旧，但又透着些小清新。这氛围顿时又让我觉得，斯托曼混在硅谷，似乎也不是个很怪的想法。

我看到斯托曼坐在一个背阴的房间里，正在他那台灰色笔记本电脑上敲着键盘。我一进门，他就看着我，投来了那著名的目光。互相寒暄后，他又把目光聚焦回笔记本的屏幕上。

“我刚刚写了一篇关于黑客精神的文章，”斯托曼一边打字，一边说，“过来看看？”

我走过去开始读文章。房间阴暗，屏幕上编辑软件的界面，又被斯托曼设置成了黑底绿字。我读了几个字，眼睛才逐渐适应。文章开始回忆了斯托曼有次去一家韩国餐馆的经历。当时服务员摆桌的时候，在斯托曼面前放了三双筷子。一般人恐怕都会把多余的两双筷子拿开。可斯托曼却又借此开始玩起把戏，他企图找个法子，用上所有的筷子。和很多黑客技巧一样，最终的解决方案既聪明灵巧，可又傻里傻气。斯托曼以这个事情来作为整个文章的引子。

我读的时候，感觉斯托曼一直在盯着我。起身看了他一眼，见他一脸骄傲的表情，好似孩子般笑着站在那里。我夸奖了一下他的文章，勉强让他的眉毛抬了抬。

“稍等一下，我们马上就出发。”他说。

斯托曼坐回座位，开始继续敲键盘。他用的笔记本是个灰色的四方盒子，和LinuxWorld上看到的大多笔记本不同，斯托曼的这台没那么光鲜亮丽，也不是什么新款式。笔记本的键盘之上，还放着一个更小、更轻的键盘。斯托曼的一双大手，则在这个小键盘上飞舞。80年代后期，斯托曼每周都工作70～80小时，编写GNU工程中最基础的那些自由软件，九十年代中期，斯托曼双手的剧痛让他无法容忍，以至于他曾一度雇用了一位打字员。今天，他用的键盘，是一种特殊的，比常规键盘按键力度更小的键盘。

斯托曼在工作时，会全然不顾外界刺激。看着他眼睛盯着屏幕，手指飞舞，让人觉得斯托曼和电脑，恰似老友重逢，当下正促膝长谈。

斯托曼用力敲了几下键盘，合上笔记本电脑，拔掉电源，结束了写作。

“吃午饭去吧？”斯托曼问。

斯托曼抱怨着自己脚踝的伤，和我一起徐步走到我的车前。他左脚跟腱三年前受了伤，让他这么一个民族舞爱好者从此告别任何舞蹈活动。斯托曼叹道：“我可喜欢跳舞了，不能跳舞对我来说简直是个悲剧。”

这悲剧从斯托曼的身材上就体现出来了。由于缺乏锻炼，斯托曼开始发福。他的脸颊越来越圆，啤酒肚也凸出来了。你能明显看出，他的发胖简直就是一瞬间完成的。他自己都还来不及适应，以至于在走路的时候，都要撑着腰，好似一个孕妇一般。

走到中途，斯托曼停下脚步，在一簇玫瑰花前俯下身子。剥开花瓣，斯托曼把鼻子凑到花蕊前，深吸一口气，然后起身长叹，甚是满足。

“嗯，rhinophytophilia。”他揉揉腰说。

开车到餐馆不到三分钟。根据前自由软件基金会执行总监蒂姆⋅内伊（Tim Ney）的建议，我让斯托曼选择去哪家餐馆。尽管很多报道把斯托曼描述成苦行僧一般，可事实上，斯托曼在饮食方面可谓是个美食家。作为一位布道全球的自由软件使者，一个额外收获就是可以尝遍各地美食。内伊介绍：“他去了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主要城市，这让他总能知道全城最好的餐馆在哪。斯托曼知道菜单上每个菜都是什么，点上一桌美食，他经常以此为荣。”

今天，斯托曼选择了一家广式点心店。这家店和帕罗奥多市的主干道学院街（University Ave.）相隔两个街区。选这里，一部分是因为斯托曼刚刚去过中国，期间在香港做了短暂停留，这才想当下吃点中餐。斯托曼本人并不喜欢太辣的东西，所以他也就没选川菜和湘菜。“我对辣的东西不感冒。”斯托曼坦言。

快十一点的时候，我们赶到餐馆。结果发现餐馆的门前居然已经排起了长队，我们要等二十分钟才能入席。我深知黑客们不喜欢浪费时间，于是屏住呼吸，生怕斯托曼大动肝火。可出乎意料，斯托曼竟然坦然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斯托曼对我说：“就只有我们俩来了，真可惜。人多了吃起来才热闹。”

等待期间，斯托曼开始走起舞步。他步步小心，可还是能看出他有点儿功底。我们开始聊起时事。斯托曼说，这次缺席LinuxWorld大会，最遗憾的部分是没能出席GNOME基金会的成立发布会。这个基金会是Sun公司和IBM一手操办，它很好地诠释了斯托曼的观点：所谓自由软件，并不与自由市场和自由经济相冲突。然而，斯托曼依旧不满意大会的论调。

“发布的时候，各个公司都在说着Linux，闭口不提GNU工程。”斯托曼说。

这种冷漠恰恰和地球另一边的热闹形成对比。尤其是亚洲各国，甚是热情。看看斯托曼2000年的行程安排，就能看出自由软件的迅猛增长。在115天之中，斯托曼只在美国停留了12天，其他时间则在印度、中国或巴西境内。他的旅行，让他见识了自由软件如何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进入各国的文化。

“在印度，很多人对自由软件感兴趣。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建设起自己的计算机基础设施，”斯托曼说，“在中国，自由软件的概念就传播得相对慢了一些。我们经常把软件自由和言论自由并提，表示这是软件用户的一种基本自由，但听众都不太理解可在中国，这种类比显然不太奏效：人们压根就没有过言论自由，自然也不拿自由这东西当回事了。不过无论如何，我这次的中国之行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由软件的关注度。”

话题很快转到Napster，这是一家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市的软件公司。这几个月，这家公司成了各大媒体的宠儿。这家公司开发了一款备受争议的软件，使得音乐爱好者之间可以互相复制音乐文件。借着互联网的东风，这类称作P2P（即端到端）的软件逐渐流行。如今，Napster俨然成了大型音乐盒，让各路音乐爱好者可以免费欣赏音乐。这一下子就惹恼了各大唱片公司。

尽管Napster是个专有软件，但它的流行却印证了斯托曼的想法：一旦某个作品进入数字世界，或者说，一旦复制这个作品变得便宜简单，那么，分享行为作为人类的一种本能，就很难被阻止。Napster给了用户一片分享音乐的空间，这家公司接着就可以借助用户量来寻求更多商业机会。

Napster的迅猛成功让各大唱片公司开始担心。我来帕罗奥多之前的几天，玛莉莲⋅帕特尔（Marilyn Patel）法官刚刚在美国地方法院通过了一项由美国唱片协会提交的禁令。该禁令禁止了文件共享服务。而Napster之后上诉到上诉法院，使得这个禁令被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暂停。但在2001年年初，上诉法院判定Napster的确违反了版权法。美国唱片协会发言人希拉里⋅罗森（Hillary Rosen）对这个判决的评价是：“保护了创作者，完善了在线市场方面的法律。”

对于斯托曼这样的黑客来说，Napster的商业模型内包含着复杂的信息。一方面，这家公司大力倡导黑客社区所欣赏的信息共享精神；而另一方面，该公司又出售着基于专有软件的服务。这种复杂性，让斯托曼对这一事件少言寡语，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花了很大工夫去传播自己的思想，而对这种部分和自己思想相同，但很大程度上又有矛盾的事件发表评论，很容易被媒体断章取义、平添混乱。可斯托曼依旧承认，从Napster事件上，他也认识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以前，我觉得人们私下分享娱乐信息就可以 了，”斯托曼说，“可如此庞大数量的用户在Napster上分享音乐，这让我觉得，不仅仅是私下朋友和朋友之间的共享很重要，在公共场合，公开给大家分享信息的自由也同样重要，不可剥夺。”

话到此，餐厅服务员赶来，告诉我们有了空位。于是我们被领班带到桌前，坐在餐厅一角，身旁的墙壁是一整面镜子。

服务员拿来菜单和笔，让我们在菜单上勾选要点的菜。还没等服务员把茶水拿上桌，斯托曼就已经开始在自己的菜单上点菜了。“香煎鲜虾腐皮卷，”斯托曼读着菜单，“我喜欢腐皮的口感，点一个。”

这一下子又引来了斯托曼关于中餐和这次访问中国的即兴评论。“中国的饮食真是博大精深，”斯托曼大声说，这要算是他整个上午嗓门最大的一次了，“各种我在美国都没听说过的食物。还有很多当地特产、当地美食。当时我又突然想起来，我要办份杂志，专门记录每顿大餐的菜谱。”

这讨论接着又转向韩国菜。同样也是在2000年6月，斯托曼的亚洲之行中也去了韩国。他的到来，在当地媒体引起了一个不小的轰动。这其中原因或许还要部分归功于当时也在韩国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斯托曼的照片这次上了首尔的热销报纸的头版，比尔⋅盖茨的照片竟然被挤到了下面。除了这件事情让斯托曼非常满意之外，当地的美食也让他欢欣鼓舞。他回忆道：“我吃了一碗冷面。那面条口感非常独特，我们这边都不用那种面条做冷面。我敢肯定，那冷面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正点的冷面。”

“正点”一词在斯托曼嘴里应该是很高的评价了。因为正当斯托曼介绍完冷面，我突然觉察到他的眼神飘到了我的右后方。

“你后面坐了个很正点的妹子。”斯托曼说。

我赶紧回头，瞟到了一个女人的背影。这女人很年轻，二十来岁的样子。穿了一件白色裙子，裙子上贴着闪闪发亮的饰品。她和同桌的一位男性已经用完餐，正在结账。当两人起身离开的时候，我发现了斯托曼眼中瞬间失落的神情。

“啊！别啊！他们要走了。我估计以后也见不到她了。”斯托曼抱怨道。

一声叹息，斯托曼心神回位。这倒给了我一个机会，问问斯托曼的感情生活和审美偏好。因为坊间传言，他可是个轻佻的公子。有些时候，很多传言还有些自相矛盾。很多黑客都声称，斯托曼和女性见面，都会以吻手背的方式来打招呼。在Salon.com上，有一份2000年5月26日的采访，把斯托曼描写成了一位黑客界的花花公子。文中把自由软件和自由恋爱做类比，作者安娜利·奈唯姿（Annalee Newitz）把斯托曼说成是拒绝传统家庭观念的叛逆者，他还说：“我相信爱情，但不相信一夫一妻。”

当我问起这方面问题时，斯托曼把菜单放下后说：“这个⋯⋯很多男人似乎都会不自觉地蔑视女性，看到女性就想到上床一类的事情。就连很多女人也自觉不自觉地融入到男性的这种倾向的思维中，可我无法理解这种态度。”
我提到，在1999年，一本名为《开源软件文集：开源革命之声》的书中，斯托曼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当初他想以女朋友的名字来命名GNU操作系统的内核。这位女孩子名叫Alix，因为是以x结尾，所以和Unix界对操作系统内核的命名传统非常契合，比如Linux就遵照了这个命名传统。Alix当初是个Unix系统管理员，而且曾经和她朋友开玩笑地提到过：“应该有个内核以我的名字命名。”斯托曼于是决定把GNU的内核命名为Alix，以此给她一份惊喜。可最后内核的主要开发人员把内核名字改成了Hurd，把Alix作为其中一个模块的名字。Alix的一个朋友看到源码中出现了Alix的名字，于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Alix听后非常感动。之后Hurd又经历了几次重新设计，最终还是去除了Alix这个模块。虽然最后斯托曼与她分手了，这个故事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虽然大部分的媒体上都把斯托曼描写成是一个狂热的激进分子，但斯托曼真的就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古怪人物吗？他是否只知道去挑战风车，把这看成是一种浪漫，并以此来吸引他理想中的爱人？

“我并不是真的想去制造多少浪漫，”回忆起有关Alix的故事时，斯托曼说，“这更多的只是一种调侃。你明白吗？我的意思是说，这看上去是很浪漫，但它也确实是一种调侃。不过效果还是不错的，能给人惊喜。”

整个上午，斯托曼脸上都挂着笑容。我问起关于吻手背的事情，斯托曼说：“哦，是的。我的确这么做。我觉得这种方式可以给很多女性带来亲切感，她们也都会喜欢。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借此拉近彼此距离。”

亲切感是斯托曼生命中永恒的主题。问起这个问题，他非常坦诚：“在我的生命里，确实很少体验到亲切感，只是在我头脑之中还存在着这种感受。”可聊着聊着，话题就变得尴尬。斯托曼几次回应都只是从嘴里蹦出几个单字，再问几个问题，他就举起菜单，插话道：

“你想吃点烧麦吗？”

上菜间隙，谈话越显尴尬。我开始和他闲聊起来，问他关于中餐的问题，问他当初他在人工智能实验室做程序员的时候，每周去唐人街吃饭的问题，还问了他关于中文口语和汉字书写之间的逻辑联系。本想借此绕回主题，可每次尝试，都被斯托曼以一套太极功夫挡了回去。

“我上次去中国的时候听到人们说上海话，”斯托曼说，“很有趣，和普通话非常不同。我问他们把同一个词分别用上海话和普通话说一遍。有些时候你能大概听出点联系。我问他们声调是不是也类似，他们说不一样。这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有个假说认为，不同声调曾经是不同音素，之后语言不断演化，几个音素被不同声调取代。如果这个假说成立，那么声调不同就意味着这个方言是在音素演变成声调之前就独立发展的。”

第一个上来的菜是萝卜糕。我和斯托曼都花了些力气，才把这大块的萝卜糕切开。它闻起来像是白灼生菜，吃起来又像煎土豆饼配培根。

我决定继续讨论刚才说到一半的话题，我问他，是否觉得自己的童年经历使自己养成了如此特立独行的性格。其中很出名的一个事，就是他从1994年开始，就致力于纠正广大计算机用户和各地媒体的误读，让他们使用GNU/Linux一词来替代Linux。

“我觉得这样的确对我有好处，”“我觉得，[特立独行的性格]的确让我[避免了对流行观点的盲从]。” 斯托曼嚼着一个饺子，继续说道，“很多人都说会感受到旁人观点的压力，而我却从不在意。我觉得我一直在拒绝盲从别人的观点。随波逐流不会有什么好处，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因此，我也没太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

斯托曼以音乐喜好为例，向我讲述他叛逆的倾向。在他少年时期，大多数同龄的中学生都迷恋魔城音乐和摇滚乐，而斯托曼则喜欢听古典乐。他回忆，在1964年，自己中学生时候，披头士在《埃德⋅沙利文秀场》栏目出现，他的同学们都冲出去买披头士的最新专辑或单曲。而就在那个时候，斯托曼决心抵制披头士音乐。

斯托曼说：“我喜欢披头士之前的一些流行乐。可我不喜欢披头士。我更不喜欢人们追求披头士的那份疯狂。当时就好像说，谁能攒齐披头士的所有专辑，谁就是最崇拜披头士的。”

斯托曼的抵制行为显然没造成多大影响，他还试图找点其他法子戏弄一下盲目的同龄人。他说，他曾经考虑过要自己组织个乐队，专门调侃披头士。

“我想把这乐队叫作‘东京花’，或者‘日本披头士’。”

我知道斯托曼喜欢世界各地的民族乐，我就问他对民谣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什么看法。斯托曼摇摇头：“我倒是更喜欢彼得、保罗和玛丽。他们让我想起了伟大的诽客（filk）音乐。”

我问他什么是诽客音乐，斯托曼解释说，这是专指为现成歌曲重新填词后创作的歌曲，这样的活动在黑客和科幻圈子里颇为流行。我问他什么是诽客音乐，斯托曼解释说是一个在科幻圈子里的术语，专门指代为现成歌曲重新填词后创作的歌曲。（在最近几年，一些诽客乐作者也会自己谱曲。）经典的诽客乐有《意大利面条之上》，这是借用《旧思墨客山之上》的曲调。还有由诽客乐大师，“奇士”埃尔·杨可维克（“Weird” Al Yankovic，“奇士”是此人绰号，也被人称“奇士埃尔”）填词，改变自《罗拉》（Lola）的歌曲《尤达》（Yoda），显然，《尤达》是描写《星球大战》里的绝地武士尤达的。

斯托曼问我是不是想听他唱诽客歌。我说想听。他很快开始唱起来，声音出奇的清晰。用的是《随风飘散》（Blowin’ in the Wind）的曲调：

一只土拨鼠要拨多少土，
才能称得上是土拨鼠？
波兰人要播多少栏目，
才配得上波兰这名属？
黑奴兄弟啊，你要黑掉多少弓弩，
才敢被人称作黑奴。
这一切的答案，亲爱的，
都掉进了你耳朵，粘到了听小骨，
答案啊，都粘到了听小骨……

曲罢音散，斯托曼唇角又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我环视周围，旁边的几个亚洲人正享受着自己周日的饕餮，没把心思放在这位大胡子叔叔身上。犹豫了几秒，我也冲斯托曼笑了笑。

“这个粟米球你还吃吗？”斯托曼眨着眼睛问到。我还没回答，斯托曼就拿筷子夹起粟米球往嘴里送。“那我就不客气了！”他说。

饭菜吃完，我们准备进入采访的正题。斯托曼端起茶杯，靠在在椅子上。我们继续开始讨论Naspter和自由软件运动的话题。我问，自由软件的原则是否应该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音乐领域上？

“把一个问题的答案无条件地嫁接到另外一个问题上，这可就不对了，”斯托曼说，“说起歌曲音乐和程序，正确的思路是，根据每类不同的作品做分析，由此再得出相应的结论。”

当说起版权作品的时候，斯托曼把整个领域分为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所谓的“功能类”。软件、辞典、教科书都属于此类。第二个类型可以称为“证据类”。科技论文、古籍文献都属于此类。这些作品，如果可以被任意修改，则没有了价值。这一类也同样包括对个人感受的记录，如日记、游记、自传。修改这些作品，则会影响到对某人的回忆或观点。因此，斯托曼觉得对此类作品，读者不能有权修改。第三类则是“艺术类”，包含了艺术和娱乐作品。

这三类作品中，对于“功能类”的作品，用户应该具备无条件地修改它们的权利；而对于“证据类”和“艺术类”作品，则要根据作者意愿，才能赋予用户一定的修改权力。斯托曼坚信，无论哪类作品，用户出于非商业目的复制与分享行为都应该被允许。也许有人会说，一旦允许如此，就会有互联网用户把各种图片、音乐或者书籍复制成百上千份，然后把副本发送给几百个陌生人。但斯托曼认为，这些复制行为也应该被允许。“很显然，私下偶尔分享这些作品的行为必须被允许。只有警察国家才会禁止这些行为，”斯托曼说，“把一个人和他的朋友隔离，这是反社会的行为。而Napster事件则让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允许私下朋友之间的分享，更应该，也必须要允许用户，出于非商业目的，把这些作品的副本分享给公众。因为太多的人希望如此，并且觉得这么做非常有价值。”

我问他，法庭是不是会接受这种放任的观点。斯托曼打断了我说：

“这是个错误的问题。你把这个话题从道德伦理的领域转移成了法律领域里的释法问题。这是一个话题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从一个反面跳到另一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今，法庭对于这些现有法律的解释往往会非常严苛，因为这些法律当初都是被出版商们极度拥护才被制定出来的。”

这段话反映出了斯托曼的政治哲学：现有的法律系统保护各大公司，让他们能利用现有版权法保护自己的软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计算机用户必须得遵守所谓的规则。自由本身是个伦理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他说：“我们需要超越现有法律，暂时忘记现在实际是什么样，去思考我们究竟应该要什么样。我不是要立法，而是在考虑法律应该做些什么。我觉得，禁止朋友之间分享复制品的法律，和种族歧视法一样，不该得到尊重。”

说起种族歧视法，我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他是否被曾经的那些政治领袖影响或鼓舞？如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斯托曼的政治思想也是基于类似的普世价值：自由，正义，公平竞争。

斯托曼这会儿被一撮纠缠在一起的头发分了心，没注意到我的问题。之后我把这个问题更具体化，把斯托曼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做比较。这时，斯托曼刚刚弄断头发分叉处的死结，把死结扔进了嘴里。他打断了我的话。

“我们不是一个团体，但我们做着同样的事情。”斯托曼一边嚼着东西一边说。

接着，我提起另外一位民权活动家，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把他的观点和斯托曼的做类比。马尔科姆曾是美国非洲裔人的新宗教组织“伊斯兰国度”的领袖。和他一样，斯托曼也喜欢谈论有争议的话题，疏远潜在的盟友，并且传播着一套自恰的信息，无视与现有文化体系的整合。

斯托曼嚼完嘴里的东西，表示他拒绝这种类比：“我要传达的内容更类似马丁⋅路德⋅金的思想。这是一个普世价值观。它谴责一些伤及他人的行为。我的思想并不是要人去憎恨谁，也不是针对一小撮人。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珍视自由，也能拥有自由。”

仅管如果，对于政治盟友始终抱以怀疑的态度，可以算得上是斯托曼的一个性格特征。他拒绝使用已经被大众接受的“开源”一词，拒绝与这个圈子的人合作项目。他为自由软件奋斗了二十多年，他的名字已经深深地和自由软件绑在了一起，他的政治资本也是要不断投资在这四个字上。在LinuxWorld上领奖时，他的那番类比，更加深了人们对他的这一印象。斯托曼头脑守旧，不肯在政治大趋势和市场面前做出半点让步。 很多人都指责斯托曼，说他经常拒绝触手可得的政治盟友。有人从心理学的角度，认为这是斯托曼的一个性格特征。他拒绝使用已经被大众接受的“开源”一词，拒绝与这个圈子的人合作项目。他为自由软件奋斗了二十多年，他的名字已经深深地和自由软件绑在了一起，他的政治资本也是要不断投资在这四个字上。在LinuxWorld上领奖时，他的那翻类比，更加深了人们对他的这一印象。茫茫众生之间，很多人早已把跟风赶潮当作一种美德。而斯托曼在这些人之中，则更显得头脑守旧，不肯在政治大趋势和市场面前有半点让步。

红帽公司总裁罗伯特⋅杨（Robert Young）总结理查德⋅斯托曼看似矛盾的政治行为时，说：“我崇拜、也尊敬理查德和他所做的一切。我对他唯一的批评就是，有些时候，他对待朋友甚至比对待敌人还要无情。”

如果从自由软件运动以外的领域来看，斯托曼这种独行侠的作风，并非是他不关注其他政治人物。在他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里，你能一下子看到很多左派文章，记录着全球各地公民权被侵犯的事件。登陆他的个人网站，stallman.org，你可以看到很多文章，反对千禧年版权法案，抵制反毒品运动，抵制世贸组织等等。斯托曼解释说：“我们必须要谨慎地为自由软件运动挑选政治盟友。因为有些自由软件支持者也许并不支持有些运动。比如，我们会避免把自由软件运动和其他政党建立联系，因为我们不希望这样的行为去驱散那些自由软件的支持者。”

鉴于斯托曼这种活动家的倾向，我问他为什么不尝试发出更大的声音？为什么不借助他在黑客圈的影响力，去推进他的政治主张？

斯托曼整理了一下头发，思考了一阵。

答道：“软件自由，仅仅是自由一隅，冰山一角。我不希望过分强调这一角。因为还有更多的领域需要自由，这一点十分重要。和这些自由相比，自由软件则显得微不足道了。自由软件是我的一份责任，因为这项自由恰好落在我熟悉的领域之中。可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极其重要的问题需要关注：警察暴力，刑讯逼供；人们对某些毒品的偏见；种族歧视；如何让人们过上安逸的生活；如何让有堕胎经历的人免遭歧视；如何避免极权政治等。这些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们都比我的工作重要。我只是希望能了解如何在这些问题上做点什么。”

斯托曼之后的一席话，让我觉得他利用了各种政治活动增进了个人信心。他在自由软件上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很多活动，他虽然支持，但若真的投入其中，则要犹豫再三，要权衡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并且避免让自己陷入到并不熟悉的领域中。

“我真心希望我能为解决这些问题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倘若我的贡献能让这些问题有所好转，我将引以为豪。可这些问题困难至极，多少比我更优秀的人前赴后继，才只能做到今天这地步。当初我审视这一切，我发现依然有一处自由无人守护，于是我才投身至此。软件自由也许并非举足轻重，但守卫之人，仅我一个。”

吃完最后一口，斯托曼要结账。服务员还没来收钱，他又掏出一张白色纸币。一眼看去，这张纸币显然是张假币，我忍不住拾起来仔细端详了一下。它自然不是美国铸币局制造的。上面画的不是华盛顿，不是林肯，而是一头卡通猪。上面写的也不是“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而是“放纵贪婪中”（Untied Status of Avarice）。这张纸币一钱不值。，服务员来的时候，斯托曼拽着他的袖子：

“我又给你加了零美元的小费。”斯托曼说着，又露出了他标志的微笑。

这位服务员可能没有领会什么意思，或者真的被这假币迷惑住了。他也回敬笑了一下，快步走开了。

“看来我们可以离开了。”斯托曼说。